饥饿的足球
　　
　　
　　我很喜欢听收音机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节目。每当开始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寂寞的心就像那不安份的足球在我的那凹凸不平的泥操场上滚动啊滚动，一会儿被撞了弹跳起来，一会儿又落了下去，好久也看不见它，再过一会，它又在泥操场上滚动起来。
　　
　　临毕业时，同学们把那只我和同学们一起合买的足球放了气，送给了我，让我带回家。待我到了我分配的学校后，我心凉了半截，本来准备独享足球的，没知道学校中连半个足球场也没有，上面还坑坑洼洼的，像是我抠完了青春痘后的面颊，寂寞中，有一种别样的疼。
　　
　　乡村学校也有一些球事，一只胶皮篮球在破篮板上弹来弹去。在补丁处处的水泥乒乓球台上得得得乱响的乒乓球。破了网又补好了的羽毛球。后来还有了牛皮篮球。我发现学生们玩得最多的是弹玻璃球——闪烁着异彩的玻璃球在泥地上追逐着，嬉闹着，最后都咕噜咕噜的，全都滚到了前方一只用手指抠出来的凹坑里。
　　
　　有一次我还蹲下来看他们斗玻璃球，玻璃球们滚啊滚啊，刚才还闪闪发亮的玻璃球一下子就成了泥球了。孩子们全神贯注，一点也没有留意我在观看，待他们一抬头，都愣了，这也是一群泥球啊，还拖着鼻涕……看着他们愕然的样子，我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些泥球就在我忘情大笑时都快速地“滚”走了。
　　
　　我的眼泪快要笑出来了，我又想起了那只“饿”了多少天的足球了，我来这个学校多少天了，它还没有享受过那欢乐的笑声、叫喊声与晶莹的汗珠酿成的青春佳肴。
 
　　在夏日校园里赤足散步
　　
　　
　　到处是疯长的草，这些草要在学生们离开校园的暑假两个月里，完成它们短短的一生。校园里的钟声沉默着，七月里它沉默了一个月，到九月它还必须沉默一个月，曾经那个勤奋的钟声啊，如何为什么沉默如此长久？还有那布满灰尘的草椅，墙壁上一两句学生写下的稚嫩的粉笔字。
　　
　　我赤脚散步，还是有一些足音，有些散漫，有些随和，没有人注意你，一个没有学生的教师，此时正如一个新入校的学生焦急地等待，我仿佛忆起了我的十八岁，我和我的十八岁走进了乡村学校……乡村的寂寞，寂寞中的坚持，我们热爱的书本与诗歌，停电的时候满鼻子的劣质烛油味儿……
　　
　　晚饭花就要开了，谁能够知道我秘密的心事呢——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和晚饭花一起开放。
　　
　　

　　苦楝树的种子
　　
　　
　　已经不止一次在梦里踢足球了。有一天，我散步到杂树林，苦楝树好像密了许多，一些小苦楝树争着长了起来，好象都是我在梦中无意踢落下来的种子啊。在梦里，足球踢起来了，操场上的草都被我踢光了。有时候我踢高了，球打在苦楝树上，就会把苦楝果打得哗啦哗啦地往下落，像下雨一样，一阵又一阵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实在寂寞，一股热流在我身体里冲来冲去，找不到门——我又一次去踢足球，而且踢的是倒挂金钩。足球打在苦楝树的树桩上，内胆就破了。球老了，像一个瘪下去的句号。
 
　　看世界杯的日子
　　
　　
　　世界杯要到了，校长从家里抱来一台红壳的九英寸的电视机。我和他用铅丝做成了王字形的天线，用毛竹竿竖了起来。那时转播球赛的是中央二套。我们那儿信号很不好，我和校长只好一个人在外面转竹竿，边转边问里面：“清楚了吗？清楚了吗？”校长就在里面回答说：“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后来，一会儿又没有信号了，只好出去再转。吱呀吱呀的，就这样，因为足球，我和校长度过了多少不眠的乡村之夜。
　　
　　乡村的夜晚静悄悄的。我相信地球上有很多电视在睁大眼睛。而我们的电视则沙沙沙地在下雪，我们看不清面貌的运动员在“雪花”中踢来踢去。好在进球之后的欢呼声是清晰的，我和他就拚命地猜着是怎么进球的。谁也说不服谁，还是看两天之后的报纸吧。
　　
　　我们这儿的报纸总比正常报纸迟两天到。如果遇到雨雪与大雾天气，报纸会到得更晚。有一次，我们看报纸才知道，我和校长争论得最厉害的一只进球居然是乌龙球。所以校长总是对着信号不好的电视机说，我真想把它砸了。可他最终也没有砸掉。
　　
　　校园里老鼠也是很多的。每天晚上，成群结队的老鼠会迅速占据校园，它们跟我们喜爱足球不一样，它们喜欢收集碎纸。

 
　　一堂尴尬的公开课
　　
　　
　　本来我不喜欢开这堂公开课的。我一直认为公开课只是做形式主义。可是校长要求我开，我没有办法。公开课还是举行了，一切按部就班，一切井然有序，回答得很好。为了不露出破绽，校长还教了一个绝招，回答问题先用班上最差的学生回答。答不出来正好请好的学生答。可那堂课已经讲过了，表现最差的学生都会答问题，流畅得令我都紧张起来了，说错了几个字。精心设计的课堂内容一下子讲完了。好在有一份课堂练习，只好讲练结合——竟误打误撞地成就了这堂公开课。
　　
　　听着领导们的表扬，再看看学生们，我有点愧对，我把虚伪教给了他们。校长好象知道了我的情绪，就说，小先生你真是还没长大呢。我一听，委屈的泪水就流出来了，我的舌头还把泪水接住了，我满嘴的苦涩。这是我工作第一年开的第一堂公开课，在以后的多少年，我不知开了多少堂真真假假的公开课，不过每年课我心里都很慌，有点虚，尤其是那么多晶亮晶的眼神看着我（他们比平时上课坐得正，也聚精会神），紧张感总是抓住我。我总是想起的第一堂公开课。

 
　最蓝的一只蓝苹果
　　
　　
　　深秋时分，这世上最本分的农民们黑着嘴唇，在刚犁开的土垡中种麦、栽菜，而他们的子孙，我的学生们会赶上新学年的第一场期中考试。三点十分至四点十分。一个下午到傍晚的时光。一群学生如何收获他们半个学期的耕耘。
　　
　　试卷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就像农民们面前的庄稼中总有除不完的草，草一棵一棵地长出来，农民们就一棵一棵地拔出来。学生们也必须在众多的题目中发现困难，然后把它们像拔草一样拔光。我看见众多的墨黑的头颅低下去，像一颗颗墨蝌蚪。多黑的头发啊。有时他们也会抬起头，我可以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睛。迟疑的眼睛。胆怯的眼睛。喜悦的眼睛。或许还有……一双做贼心虚的眼睛，这类学生肯定是有的，就像懒惰的杜鹃鸟，它从不筑巢却总是占别人的巢孵雏一样。我会用目光迎接他们的目光，我们目光相接时没有声音，没有火花，但已经肯定有什么被改变了。我抬头看到他们都把头低下去了。
　　
　　学生们答题时笔尖在纸上游动的声音，有点像蚯蚓在掘土的声音，细细的，又是生动的。蚯蚓们在掘土。而我作为幸福的倾听者，倾听蚯蚓们掘土两个半小时。我紧张已久的心田好象也一寸一寸地被挖松了。我记起在小学一年级，我面对第一场考试，我的双手颤抖不停，是我的老师把手抚摸我的头发使我安静下来。我觉得此时，时光也用一只大手抚摸我的头。学生们依旧在低头掘土。我在心里轻轻地喊道，年轻的蚯蚓们，使劲地掘土吧。我也必须在这渐渐板结的生活中掘土，以便我能播种，收获，直至丰收。但如果歉收，或者颗粒无收……
　　
　　就是教室的光线渐渐暗下去的时候，教室里的日光灯亮了，我记起了与灯有关的文章，冰心的《小桔灯》，柯罗连科《灯光》，巴金的《灯》。这是我乡村岁月中的三盏灯，在最寂寞的时候，只要朗诵它们，三盏灯就为我亮起来了，就像教室里面的日光灯。
　　
　　天渐渐黑了，秋天的夕光微红，日光灯的荧光与这秋天的夕光竟辉映出一种蓝光。这蓝光不是碧蓝，也不是瓦蓝，而是一种嫩蓝的光。像蓝被溶化或者蓝刚刚生长出来。我注视着这奇妙的蓝光，我想起了极光。肯定有一只蓝鸟有我们中间飞翔，鸣叫，而我们却不知晓。但这蓝色的光是在秋天的黄昏中才能孕育起来的。我惊讶地看着这蓝色把学生们滋润，也把他们面前的试卷浸蓝。我们仿佛是生活在最初的大海中。那个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被这蓝眩晕了！
　　
　　这蓝的呈现只是一瞬间。只有在此时，我才觉得我也微蓝起来，像一朵蓝色的昙花一样绽放。瞬开瞬息。瞬生瞬死。在黑暗中被焰火照亮的事物已经与过去有了某种不同了。所以我把这蓝叫做我的微蓝，把这段时光叫做我的微蓝时光。我觉得这是这寂静的乡村生活给我的最高奖赏。
　　
　　夕光慢慢地消失了。暮色之鸟的大翅一下把我覆盖。蓝消失了。像我美丽的幻想一样已经造访过我们了。我看见我的学生的头发似乎更黑了，仿佛被有苹果味的洗发香波刚刚洗过的样子。
　　
　　我幸福地嗅着，我的眼睛中不是一群学生在低头考试，而是一群苹果们在这初夜的枝头上静静地芬芳。——地球，这最蓝的一只蓝苹果浮在半空中。

 
　　少年打马去
　　—— 纪念早夭的学生
　　
　　
　　算一算，我竟然有五个早夭的学生了。一个农民种田，总是为他们种下去的秧苗由于牲畜的践踏而心疼不已，我曾见过一个农民，因为一棵丝瓜被谁家的猪拱掉之后，他骂了整整一个晚上。作为教师，我也体谅了他类似的心疼，我常担心（其实这担心往往成为现实）班上突然少了一个位置——而这空位置可不像少年嘴中掉落的乳牙，乳牙掉了可以再长出来，而这位置空了已经不会再长出来，那些早夭的“讨债鬼”（农村称未成年的亡者）完成了他们短暂的一生，像朝露，像闪电，或者就像一阵叹息，从我的教室里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记得我教过的第一个早夭的少年是由于狂犬病。农村狗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狗，还有无主人的野狗，这个少年就被一只野狗咬伤了。咬了之后也治疗过，不过不及时不彻底，后来这少年还是死了。据说（是别的同学告诉我的）是他的家人自己打死的，因为不打死他，他就会咬人。我听了之后，很是心疼，我想去看他的坟墓，而老教师告诉我，讨债鬼是入不了土的。我最终也没有见到这少年的坟，这个少年不顽皮，成绩也平平，只记得他做过一件事，他用柳枝为我削了一支光溜溜的教鞭，后来教鞭还是坏了。但正是他，使我第一次领略了这世界上一个最疼痛的词：“夭折”。
　　
　　第二个夭折的少年绰号叫麻雀（可能因为他脸上有雀斑）。他没有飞起来，而是溺死的。星期日的下午。那还是六月份的事，河水还不太热，他还是馋水——他会水。可他下了水之后再也没有上来。后来按风俗为他放河灯，我和我的学生也做了一盏河灯。用纸叠的纸船，纸船上放着蜡烛。河灯在河面上缓缓放开来，像迷离的星空——就这么不随意间，生命就没了，他交给我的作业本我还没来得及批改。
　　
　　再后来的一个夏天，隔壁班上的一个少年也溺死了，比我们班不一样，他不会游泳，谁知道他就下了河，村上人都说他是前面一个的替死鬼。在农村，死常见了，死也就有了必然，有了宿命。只是我心里很痛。
　　
　　过了好几年，我彻底地把我的办公桌收拾一下，居然还找到了印有“麻雀”大名的班级花名册，我怔了很久——是我想起了他，还是他想起了我？我经历这种疼痛后我变得特别婆婆妈妈，还特别地疑心——尤其是对那些违反纪律的学生，我训斥、处罚很严厉——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爱他们，爱他们的声音与笑脸。
　　
　　我不知道，那些夭折的少年究竟是秘密还是偶然？尽管村里人都说有迷信成份，但只是掩饰。到了今天，我掰起指头数了数，我竟有了五个夭折的学生，像我的五个指头齐齐被拦根切断，疼，每一个指头都疼，疼到心里。我还常幻想，他们没死，也没有长大，他们只是骑着一匹白马走远了，走到远方的草原上去了。

 
　　青草芬芳
　　
　　
　　为什么卑微的草都不需要耕耘播种？这是我日记上的一句话。整整一个暑假，操场上就长满了各式各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草，九月开学，学生们最初几天的功课便是劳动：拔草。草被拔出了一堆又一堆，有的草扎得很牢，学生用带来的小铲锹要围剿很长时间才能围剿完。各班把草统一抱到校园的一角晒，晒干了正好送食堂当柴烧。晒草的某一天中午，我捧着新发的教科书回到书房里去，我突然被一阵浓烈的草香味所打中，有时我简直不能自持，草怎么可以这么香啊！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的三只蟋蟀朋友
　　
　　
　　那天晚上，我刚用眼神浇完了书（朋友来信说：“读书的眼神就像浇花一样……”），我用水壶给我的晚饭花浇水（这是春天时老教师给长得太密的小晚花间出来的苗）。此时晚饭花的开放已到了高潮，这与校园的晚饭花有了呼应，晚饭花香越来越浓了。
　　
　　我的小书房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纸。以前的备课笔记。学生的试卷。练习簿。班级日记。花名册。报纸。还有我这么多年像燕子衔泥一样从外面邮购来的书（我买不到我要的书）。这时，我听见了我书房里的蟋蟀一只又一只地叫了，开始我还不知道有几只，我的耳朵里全是它们的歌声，像是重唱，又像是回声。后来我听清了是三只，三只蟋蟀在伴奏——而我，则是这无词曲的主角。
　　
　　我想起童音颤颤的学生们，还有头发越来越白的老同事们——那么多的寂寞时光，就这么变成了三只蟋蟀。

 
　　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晚上
　　
　　
　　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晚上，我读书时突然想到，假如我死后，我的书会不会散落各方——我那么年轻，居然那么伤感。我在乡下见过许多离开主人后面目全非又不被珍惜的书，这是多么没有办法的事。我想这个问题时弄得我泪流满面，我裹紧了那已掉了带五星纽扣的黄大衣，那个晚上，雪下得可真静啊，静得我内心一阵喧嚣，又一阵喧嚣。

 
　　小人物：和尚
　　
　　
　　少年们是爱上体育课的。如果操场上的少年在满操场奔，没有人管，那就是在“放羊”了――“体育先生”S先生又被人家借去打球了。S先生很好认。S先生当过兵，复员后就在我们学校做了民办教师，教孩子们的体育。他的打扮是一直不变的，上身不谈了，他的下身总是运动裤，脚上总是穿着球鞋，口袋里还有一只铁皮哨，一只秒表――一副随时准备上课堂的味道。S先生很威严，每个学生都惧怕的，这样也不错，乡里广播体操比赛，我们学校总是第一名，校长室里挂在墙上的大红老红的锦旗大都与S先生有关。
　　
　　那他为什么要被人借出去打球呢？这与他与校长要服装费有关。他说人家体育教师都有服装费的，可校长能有什么钱发服装费呢？好在S先生打球好，因为他打得好，在县里也是出了名的，就会借到某个队打球，比如县供销系统的球赛，县邮电系统的球赛，还有借电系统的任务什么的，他都会被借去，等回来就多了一套运动服。
　　
　　孩子们都叫S先生为和尚。我开始不明白，S先生为什么是和尚呢？老先生告诉我，是因为S先生结婚迟。有先生笑话说，村里的“可备资源”和乡里的“可备资源”几乎都被他用光了，眼他介绍过了。别人都认为他要个大美人――还劝他，又不是吃饭，挑来挑去干什么？S先生不急，还挑，结果挑到了“和尚”这个名字。
　　
　　他既没有做和尚，也没有娶到一个大美女，而是娶了一个高个子女孩。用他的话说，遗传需要。高个子女孩生下的儿子个子也一定高。真是吹牛。他怎么知道自己一定生儿子呢？可后来他果真生下了儿子，S先生在请其他先生吃满月酒，他可能喝多了，说他要把儿子培养成世界冠军。
　　
　　S先生口袋里后来多了一把尺，他是在量他儿子的身高。每天还领着他的那么小的儿子跑步压腿。压腿时，儿子疼得哇哇哇的叫。可S先生一点也不心疼，还说：“坚持，坚持。”他儿子坚持是坚持了，但在不停的哭。
　　
　　S先生文化不太好，考试拿文凭时一次也没有考上，转正就迟了。不过，他的儿子却在一天天长高。我们学校的Z先生做过孙先生的老师，所以他一有空总说S先生：“小S啊，不要好高骛远了。”可S先生不吱声。他会等Z先生走远，拿出尺子说：“又长高了，又长高了一厘米。”看来S先生的世界冠军梦越来越近了。
　　
　　后来，S先生的儿子生了一场病，还发了烧。很长时间没有见到S先生训练他儿子。后来又见到了。他再训练小小S时，S先生的父母就坐在操场上看，像间谍似的，很明显，是给S先生加压，不让S先生训练他们的宝贝孙子。小小S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是夸张地皱着眉头，夸张地叫，在办公室也能听到小小S夸张地叫声和S先生低声下气的训斥声。S先生的计划就这么流产了。
　　
　　S先生的儿子很调皮，小小年纪，能把S先生的自行车骑着满操场转。小小S也有一个绰号，是孩子们叫他的，叫和尚。我们叫他，他也答应，嗓门还很高，似乎别人都是聋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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