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主人遗忘的书
　　
　　
　　为了让校里的藏书达到一定的数目，除了我们教师要捐出一部分之外，还要发动学生来捐书。总务主任像换糖担子哄馋嘴孩子一样哄我们，他说：“回家找一找，吃不了。再找一找，三年都吃不了。”事实上，乡村能有什么书呢，我在乡下读的书基本上都是邮购，抠出牙缝里的钱邮购。这邮购也是非常困难的，要去乡里填汇款单，还要去取回来。弄得我患了书本饥渴症，我只要见到纸样的印刷品就感兴趣。
　　
　　有一天，我在一个农民家里找到半本书，我看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这是半本《呼啸山庄》，不知道这是谁看的，为什么又丢在了那里呢？没有头，也没有尾。还有一天，我又遭遇到一本《反杜林论》，很完整的，不过里面摆满了纸剪的鞋样子。一页一页的夹着。书已经很旧很旧了，看来这一家的足迹遍布了《反杜林论》的每一页。
　　书本陆续地收上来了，比较多的是《毛泽东选集》，不同版本的，有红塑料面的（年代久远了红塑料面已经硬了），有白皮面的毛选，还有光了封面的《水浒传》，开始一页就是毛主席语录：“《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二字。”此外还有《水稻栽培技术》、《棉花》、《农机原理》、《战地新歌》、《民兵英雄斗争故事》、《毛主席关心青年一代》、《沙石峪》等。很多书上布满了暧昧的斑点，有的还散发着霉味。因为那些书暂且归我管，那天晚上，我在灯光下看着他们，感慨万千，这么多年了，它们蛰伏在哪里？谁看过了它们？谁又遗忘了他们？它打开了一扇又一扇什么样的心灵？
　　
　　最令我感慨的是，有一个父母亲都不识字的孩子从家里捧来了一本《赵树理板话》，翻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赠红英同志：好儿女志在四方。”落款是：“您的战友：学广。”谁是红英？谁是学广？
　　
　　其实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反正这本书的主人已经融入茫茫人海之中了，就像一道闪电已经照过田野，被闪电照过的田野和没有照过的田野肯定是不一样的。而这些被主人遗忘的书，就像被主人遗忘在土里的山芋。由于这次达标，它们终于像土豆一样被我们挖掘出来了。
　　
　　有时候我在深夜读书时想起来，还是要推开窗户，对着茫茫黑暗中的田野问一问，谁是红英？谁又是学广？是不是和我梦见的一模一样？

 
 
　　在乡下过的每一个日子
　　
　　
　　记得槐树花开的时候，黑脸总务主任就开始打槐花，他还不让别人打，别人打是瞎打一气，树叶树枝一起往下打。所以他亲自上阵，槐是钉槐，树枝上有很多刺，他宁愿手上被刺伤也不用竹竿直接敲。
　　
　　槐花米打下来的时候像大大的逗号，而阴干之后就像小小的句号了，槐米粥很香，总务主任敲着饭盆说；“你说城里有什么好？最起码没有槐米粥吃。”我知道他是在说我，我没有说话。
　　
　　有时候，我觉得槐花米就像我在乡下过的每一个日子，开过了，落下来，阴干了，在记忆里，依旧是那么的芳香。

 
 
　　两个老游击战士
　　
　　
　　秋天一到，校长和总务主任又要在学校里打“游击”了。他们打游击是为了野核桃树上的核桃。野核桃树是谁栽的？谁也不知道谁栽的。野核桃树不太好爬，学生们可不怕，他们就用泥块向上扔，还用砖块扔。蛮危险的。有一个值日生，还趁没人之际，用手中的扫教室的扫帚往上扔，核桃没打下来，扫帚倒扔上去了，最后他急得哭了起来。
　　
　　校长和总务主任后来就决定，他们轮流做警卫。老警卫每天都在核桃树下转来转去，打核桃的人少了，只要听到校长如雷的吼声，就证明他又逮住了一个打核桃的学生。可我还是发现有少数学生在敲打条形状的野核桃。真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学生们是趁两个“老警卫”吃饭的时候打。要知道，野核桃长得细长，可是香啊。后来，两个老警卫就采取了游击战的方法，虚虚实实，倒也吓住了不少想偷核桃的少年。
　　
　　核桃树叶往下落的时候，校长和总务主任一人找来一根竹竿，然后，一颗核桃，一颗核桃地往下打。居然装满了两竹篮。再把核桃分给我们的时候，野核桃有点沉甸甸的。“还有两竹篮呢。”——校长在教师会上感慨过好几次。我估计，他觉得两竹篮的野核桃远远超过他的估计了，那么，他估计的又是多少呢？

 
 
　　少年们的蛮力
　　
　　
　　上一届，班上有两个好打架的，带动了全班，班上其他同学也好打架了，下了课，动不动就抱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待上课铃响了，两个人又站起来，掸掸灰，往往还没掸干净就坐到教室里，他们脸上的灰尘早就把他们出卖了。每一次我上课，我都能够发现好几对。
　　
　　这一届，班上有几个喜欢“盘腿架鸡”的，下了课，我们班上就多了许多“盘腿架鸡”的，弄得教室前全是腾起的灰尘，就像演电影放烟火似的。我曾经看过他们一次架鸡比赛，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厉害的，也就是最后没有被击倒的，不是我们班力气最大的少年，而是一个敦实的少年。我很担心他们的攻击。
　　
　　少年们的热情和力气是没有办法管的，老教师对我说，他们在课间把身体中的蛮力耗尽了，上课就安稳多了。想想也对。

 
 
　　想象力
　　
　　
　　我喜欢看到水杉，它们像一群站着整齐的队伍等待老师喊解散的学生。老师不叫解散，他们就这么认认真真地站着，站得笔直，站得英俊。我每次走过去还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他们，他们长得多快啊，这么高了。水杉的叶子是对称着生长的，像一对对翅膀似的。风一吹，那些绿翅膀就颤抖个不停。
　　我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水杉像什么？
　　有的学生说：“水杉像翡翠宝塔。”
　　有的学生说：“水杉像一支绿羽毛笔。”
　　有的学生说：“水杉像一个个站岗的解放军”——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呢。穿绿军装的解放军笔直为我们站岗。
　　有的学生说：“水杉像一束束火把。”这是指秋天的水杉叶由绿变红，真正像束束火把呢。
　　学生们们说到最后，反过来问我：“先生，你说说看，水杉像什么？”
　　我笑了，没有给他们答案，少年们的想象力丰富着呢，让他们自己去猜吧。

 
 
　　铅笔上的牙痕
　　
　　
　　学校代伙的孩子中，有一个脚上戴着银镯的男孩。在乡下，脚上戴着银镯表示孩子金贵——用“拴”起来。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代伙的米都是由他奶奶背着送来。他家离学校不远，可他偏偏喜欢吃食堂，他奶奶对我们说的话更有意思：“隔锅饭香”。
　　谁能够想到他在外面搞运输的父母出了事了呢？他一下子成了孤儿。后来，他来上学了，脚上的皮鞋前贴着一张白橡皮膏药——算作孝鞋了。他低头走过来时，我的目光就被他鞋前的白橡皮膏药的白吸引住了，像一团永不能融化的雪。
　　他又到我们食堂代伙了。他奶奶常在校园外等他放学，可他放学后却不管他奶奶，一个劲地往家里冲，他奶奶就一颠一颠地在后面追。奶奶追得愈凶，他就跑得愈快。
　　在班上他的性格似乎没变（或许由于他过去性格比较闷，不太看得出来），我还是发现了他的变化，他开始咬手里的铅笔，像咬着一块糖似的。我是在自习课上发现了他在咬铅笔，我对他说铅笔上的漆皮有害，不能咬铅笔，他顺从地放下了，可我过一会再看，他又咬住了铅笔。
　　我走到他的面前，取起他的文具盒——所有的铅笔上全是他的牙齿咬的凹痕。
　　

 
　　刻在树上的名字
　　
　　
　　有一天，班长悄悄的告诉我：“先生，你知道不知道有棵树上有你的名字？”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喜欢在树林中散步，可是我没有发觉过。学生们肯定都看见了。我好不容易等到放学，去了杂树林，找了很多树，终于在一棵梧桐树上看到了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用铅笔刀刻的，已经长得比我高了，还结了疤，疤迹向外凸，看样子不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刻写的。我想了想当年前几届学生们的笔迹，都像，都不像，有些搞不清了。
　　我可以想像得出，那个刻写我名字的学生，被我处罚的时候，他低着头（额头上说不定还有一处课间打架留下的泥灰），抿住嘴唇，心里在笑，但他肯定尽力控制着，坚决不让自己在我的办公桌前笑出来。

 
 
　　苦闷的夏天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离开乡村学校，连暑假也不在学校里住了，回到家里，闷在自己的小屋里，不看书，只是发呆，在头脑里幻想了很多去路。我面前好象有很多去路，实际我没有一条路敢走。
　　
　　有时候，我就走出屋外，想想自己的命运，总是想得头疼。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正散落在大地的某一处纳凉和做梦的少年们，想着想着，一颗颗流星就从天幕上掉下来了，像篝火堆中的火星一闪一闪的，而那乳白色的银河就像是篝火堆上盘旋直上的一缕青烟。

 
 
　　尴尬的七月
　　
　　
　　尴尬的七月，是因为我做了评委的七月，是民转公的评委。在没有放假的时候，校长经常领一个我不认识的外村的老民办，对我说，你要多照顾照顾啊。他们之所以这样，我是科班出身，公办，是乡里民转公的评选委员会委员。每年到了七月，我就会被无数张笑脸包围着，那些笑脸像一棵羞涩不安的棉花。看着那些年龄比我大的前辈讨好式的笑，我心中酸楚得很。
　　
　　校长事后也向我解释：“人家找上门来了，不弄个宽心给人家，又怎么忍心？” 其实，我们学校还有那么多老民办呢，谁能够想到“转正大战”是如此激烈如此残酷呢，听说一位老民办教师的爱人，为了丈夫能转正，跪在了乡长面前。还有一位老民办，一只口袋揣着一瓶剧毒农药，站在了教办室门口，什么话也不说，其实什么话都已经说了。
　　
　　每年七月的评选到了，可是比地下党搞情报还神神秘秘。事先是不知道开会地点的。可说来也怪，不管我们躲到什么地方开会（常常在夜里），总是有老民办准确地找到我们，也不敲门，侧在门旁偷听。待我们中有人想开门，就会发现有个脸色慌张的老头在冲着他笑！对于找地方，总是动足了脑筋，躲进人家的凉棚里，到其他乡去开，有一次，居然还荡着一条船到湖上去开，都有点像南湖上的船了，我真担心湖面上会冒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民办的头颅。
　　
　　选开会地点难，而做评委就会更难。名额是固定的，还要照顾到乡里方方面面。每年各种各样的纸条多得很。每个人都有感人的事迹，每个人都有先进的材料。总之，肯定有人入选。选上的哭，未选上的也哭，还旁若无人地在校园里哭，一颗老泪一颗老泪地往下落，好在是暑假，要不然，学生们肯定会吃惊，那么威严的老先生怎么会哭呢？
　　
　　九月开学的时候，孩子们目光依旧清纯，老先生目光依旧慈祥，孩子们肯定不知道，先生们在这个暑假里又一次经历了真正的考验。

 
 
　　防洪堤上的战马
　　
　　
　　我所说的战马，就是那些行走在乡村的自行车。少年们学车的时候非常勇敢，一会儿“掏螃蟹“，一会儿前上，一会儿后上，弄得像玩杂技似的。经常见到受了伤的孩子像伤兵一样，可他们轻伤不下战马，我还见过一个伤了胳膊的少年硬是用自行车骑过了一条窄窄的田埂。
　　
　　有一天，我在下午第一节课前就遇到了一个全身湿透透的学生，我问他：“怎么啦？他说：“骑到河里去了。”不用说，他肯定是骑车过桥了，然后从桥上落下来了。我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没有。”他还神秘的说，从桥上往下落的时候，像是在飞呢。这些少年们骑成非常冒进。他们敢骑车过桥，呼一下就骑过了水泥板桥。有的小河上只有一只水泥桥板，他们也照“呼”过去。
　　
　　远处的防洪堤上就有一座水泥板桥，每天放学，学生们骑在防洪堤上，就像是骑着年轻的战马，他们骑过了那些泡桐树，那些水杉树，还骑过了那水泥板桥，一个也没有下车过桥。我正担心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只留下满耳清脆的车铃声，叮叮叮，叮叮叮，像是《今天》这篇作文上最后一串圆溜溜亮晶晶的省略号。

 
 
　　秋天到了
　　
　　
　　从防洪堤上回望我们学校，那两棵泡桐是我们学校里最高大的植物。它们是明显高于其它树的，像我们班坐在后面两排的两个男生，他们个子窜得特别快，与那些小个子的学生站在一起说话，总是要俯下身去。
　　
　　泡桐是大大咧咧的，只一夜功夫，紫色的桐花就开得满枝都是，树上像是多了很多铃铛似的。叮叮叮，叮叮叮。摇来摇去，铃儿太多了，也太响了，枝头都弯了下去。随后也一夜功夫，紫色的桐花就啪啪啪地落了一地。秋天的时候，泡桐的落叶是惊心动魄的，一只手掌样的阔叶子落到地上，咚地一声，好象一个人从树上跳下来似的。它们这么一跳下来，秋天真的到了，我觉得我老了一岁，他们都叫我小先生，其实我已经不能叫做小先生了。

 
 
　　粉笔盒里的刀螂
　　
　　
　　教室前的一棵苦楝树被大风刮倒了，教室里的光线明亮了许多。课后，学生们在倒下的苦楝树上捉到了很多翅膀没长周全的刀螂。
　　
　　自习课上，有一个少年借问题目上讲台送了我一只，他让我放到蚊帐里，说：“它会在蚊帐里捉蚊子呢。”我没有地方放，只好把可怜的刀螂放到了粉笔盒里，然后在上面盖上了书。由于开了一个头，很多少年都把自己捉的刀螂送给我了，我无法拒绝，粉笔盒里挤满了刀螂，粉笔盒在讲台上哗啦哗啦响，像是里面藏了一只吐泡沫的螃蟹似的。
　　
　　台下的少年们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我知道，他们是希望我先笑，如果我先笑起来，他们就会跟着我笑，甚至还会大笑起来。我晓得他们的狡黠和脾气。
　　
　　我拼命的忍着，那是我最为艰难的一节自习课，粉笔盒哗啦哗啦的响，我一页书也看不下去，下课铃却迟迟不响。我在和自己斗争，也在和那些少年斗争。到了下课，看着雀跃着出门的少年们，我不知道，究竟谁是这节课的胜利者？

 
 
　　总是说转学的少年
　　
　　
　　他总是在每学期结束的时候，和我们一一告别，还哭——下学期他就要转学了，转到城里上学了。可是到了下学期，他还是没有转走。不过，每年暑假过后，他身上还要穿上一两件城市里孩子穿的衣服，显得很醒目——这是他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标志。他见了我们，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似乎转不走，成了他的过错。也许，他父母那边很不容易的。有一次，他出了一个风头，他在捐款活动中，捐了个全校最高数——50元。
　　
　　那一天，他终于转走了，临走的那一天，他父母亲把车票都打好了，可是他还是背着书包来上学了。他不想转学了——他是被他父亲拽出教室的，然后又被他父亲硬抱着走的。都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在教室里，还听见他的号哭的声音，令那些从来不知道忧伤的少年们沉默了许久。

 
 
　　泥操场
　　
　　
　　我们学校的操场是泥操场，一下雨，操场就泥泞不堪。一群赤足的少年跑过来，又一群赤足的少年跑过去，少年们的脚印相互交叠，像一幅简单明了又深奥莫测的水墨画。不必担心泥操场会凹凸不平，只要快乐还在，那些机敏的，精力充沛的少年们还会用光脚丫把泥操场踩得比水泥地还平坦。做广播操的时候，孩子们在操场上一字排开，他们的影子也一字排开，多像是种在操场上的棵棵水稻。而上体育课或放了学，孩子们则像是在大地上四处奔跑的兔子。有时候我站在泥操场边，会听见他们咚咚的足音，像是大地年轻的心跳。

 
 
　　纯金的歌咏
　　
　　
　　那是一次在九月三十日下午的歌咏，少年们排着合唱的队伍站在操场上，阳光很好，少年们脸上红扑扑的，像是春天又一次来临了。少年们很喜欢歌咏比赛。一旦歌咏比赛，少年们真的像百灵鸟一样——他们还会把歌声带到村里，带到他们的家中。有的农民也会唱，我曾亲耳听到一个老头一边放牛一边哼着走了调的《南泥湾》。比赛时，只要有时间，农民们必将来看（也有不来看的，不是不想看，而是孩子的命令），围了很多人，少年们的红口白牙，童音像灰椋鸟一样飞向远方。
　　
　　意外情况发生了，由于学校的放广播操的铁丝喇叭坏了，歌咏比赛的伴奏没有了，少年们决定清唱。一个班又一个班地走上去，《保卫黄河》、《红星照我去战斗》、《毕业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第一次在野外听他们的清唱，这清唱声令我颤栗不已。像赞美诗的风格。还有和声。燕子们的和声。燕子们在向南飞。孩子们的歌声在向天空中飞，向田野中飞——肯定有不少农民从田野抬起头来……
　　
　　九月三十日，没有铁丝喇叭的伴奏。我听见了棉桃在田野中吐絮的声音。孩子们唱了很久。校长和老师们在孩子们身边坐着（校长头上的白发特别耀眼）。一首又一首歌，一只又一只墨蝌蚪。他们在用嗓音表达爱——这爱，使天下所有的矫情造作的歌咏的声调黯了下来，而把孩子们的歌声镀成了纯金色，我们的校园也被孩子们的歌声镀成了纯金色。

 
 
　　四类“分子”
　　
　　
　　乡村学校的教师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像我这样从师范分过来的，被校长称之为有“硬本子”的教师；一类是像校长这样经过民转公而转正的“监制”的公办教师；一类是还没转正等候着指标转正的民办教师；还有一类就是代课教师，这是由刚毕业的高中落榜生顶缺的。在这其中，数量最多占农村学校主体的是民办教师，他们隐忍、勤勉，从不对生活失去希望，就像他们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横就是一横，一竖就是一竖，从不像我那样——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鬼画符”。因为有四类——老教师们戏称是四类分子。其实哪里是四类分子啊，他们是乡村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分母，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分母。
 
 
 

　　跑错教室的先生
　　
　　
　　常常有跑错教室的学生，可现在有跑错教室的先生了。跑错教室的先生就是我。原因很简单，我顶的班级太多了。民办教师工资不高，却有责任田，又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农活开始忙时他们就像校长请假。校长也是过来人，他只有批假，空下的课由他补上，由他亲自“堵枪眼”。他既能教语文，又能教数学。我也是主要“堵枪眼”的先生，我尝到了堵枪眼的辛苦。我的嗓子坚持了两天之后开始不行了，不停地有“顿号”出现。有了“顿号”出现也要“堵枪眼”。后来，我就跑错了教室，班长认为就是我讲课（这个班也是我顶），立即叫了声“起立”，我还没让学生坐下，另一个班的班长找来了……就这样，我跑错了教室。
　　
　　校长送了我一种果子——名字叫胖大海，一粒果实在水里能泡得像一团黑发——这就是治嗓子的药。我喝下去，觉得什么味道也没有。嗓子还不见好，还有许多课要上呢。忙假后，那些忙完的民办教师一一回来了，他们的目光只有一个——转正，吃上国家饭。与离校前相比，他们更瘦了，更黑了，他们仍然微笑着，在当当当的钟声中走进教室，用刚握过镰刀的手开始在黑板上写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或一点，一提，依旧端端正正，一丝不苟。
 
 
　　栽在办公室后墙的栀子花
　　
　　
　　栀子花是栽在办公室后墙下的，估计是哪一位女生栽的。每年五六月份，我们班的那些女孩子头上都戴着一朵栀子花的。走一路，香一路。我就坐在栀子花的芳香中改作业，改着改着，心里就忧伤起来。班上又有了两名女生失了学。每年都这样，让我的心空出了一块。一个女生是因为家里超生罚款。一名女生是因为母亲生病。其中有个女生歌唱得特别好，她唱《严风英》主题歌《你是山野吹来的风》比电视上好听。她还代表乡里到县里唱过比赛呢。栀子花开，远处的乡亲们又在插秧了，还唱着秧歌呢，我不知那歌声里有没有她的嗓音？只一眨眼，乡村少女就在清清水田长成了青青秧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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