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斤冬瓜多少钱？
　　
　　
　　又开学了，校长又躲了起来。每年开学，我们校长总会躲上一两天，不回家，也不回办公室，他让教导主任独挡一面，而校长他自己躲那些要求减免的学生，他经常会陷入一种怪圈中——贫困生不上学做了流生他又要去做工作，而贫困生真的上门找他时他又束手无策。钱啦，钱啦，钱比什么都狠。
　　
　　这一次校长躲一下，却躲出了一件事。一位学生家长运来一船胖娃娃一样的冬瓜。足有三千斤，开始我们还以为他是小商贩，后来才知道他是学生家长，他也不问我们同意不同意，他就把冬瓜往我们食堂门口搬，越搬越多，黑脸总务主任闻讯赶到时，冬瓜已堆成一座小山了，他误以为校长同意的，还主动帮助搬，搬了一会儿，觉得不对；他又去找“失踪”的校长，校长找来时，三千斤冬瓜已全部搬上了岸，刚才还吃进水线里的水泥船一下子浮了上来。就这么三千斤冬瓜，农民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想它抵150块钱，先生，我只想它抵150块钱。150块钱=3000斤冬瓜。一斤冬瓜5分钱。这农民数完这帐之后，又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叠纸币，共200元。350块钱，这是他儿子这学期全部学杂费。
　　
　　这么多年了，乡村教师的工资也涨了一点，但不能到手——乡里要扣这个费扣那个费。校长常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所以我作为班主任，我常常相信农民们对我说的保证：“先生，待猪卖了我一定把学费交全。”或者说，“待棉花卖了再添上。”这是世界上可信度最高的保证，我见过罗中立的《父亲》，农民们的手都像那捧起粗瓷大碗的手，皲裂的指头，由伤筋膏药缠着，头发丛中还夹有草屑，一双黄球鞋没有鞋带，鞋舌子反展了出来——露出脚背上突起的青筋。尤其是学生——他们的孩子们，他和他父亲的眼睛一起看着我，孩子的眼睛黑不可测，农民的眼睛全是祈求：“先生，先生……”
　　
　　三千斤冬瓜吃了半年，还没吃完。那150块钱，是我们几个教师工资中（分几个月）扣的。黑脸总务主任还多炒了几个花样，什么酱烧冬瓜块（黑脸总务主任称为酱肥肉），什么辣烧冬瓜皮，什么冬瓜烧豆瓣。后来还是一位师娘想了一个办法，把冬瓜切成块腌成酸冬瓜——用水蒸一下，像四川泡菜样，配上辣椒，味道还可以。这酸冬瓜还有很多，一想到它，胃子里就禁不住冒酸水，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酸冬瓜吃完呢？

 
 
　　乡村暴力的种子
　　
　　
　　
　　我们校长对青年教师总喜欢说：不能体罚，不能体罚，千万！他总认为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火气大，会动手。他不知道，真正喜欢体罚学生的是老先生们，只不过有几个老先生体罚学习的方式巧妙，他们还有绝招，体罚完学生，学生还会觉得自己没受体罚，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与秘诀。这几个老先生是很有尊严，无论多调皮的学生，只要听见他们的咳嗽声，会立即安静下来。
　　
　　老先生体罚学生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往办公桌上甩手掌―――这比起那些暴燥的家长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农村生活枯燥，单调，加上农忙季节到的时候没天没夜，调皮惹祸的孩子，不会做家务的孩子就会遭了殃。有的农民忙急了，即使不调皮也很会做家务的孩子也会遭到欧打――还叫做“煞火”！
　　
　　煞了大人的火气，我的学生们就会留下大大小小的纪念。有的农民下手很重，我亲眼看到一个学生肿了半个脸来上学。还有一次夏收刚过，有个女生瘸了，一问，是家长用脚踢的，不过这些孩子好象并不羞耻，照样在学校里追逐，打闹……我看着有点心疼，这乡村暴力的种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种下去了，但愿它不要发芽，不要开花结果。

 
 
　　被父亲打聋的少年
　　
　　
　　这个少年反应总是有些慢，好象总不搭理人，穿着也不好。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家境。那么差的家境也没有阻止他养得胖乎乎的，这也算是乡下生活的奇迹了。他成绩不好，也不差，中等的样子。是班上那种让人放心的学生。如果班上出了一件闯祸坏事，最不被怀疑的就是他。或者说，班上的女生都比他还调皮。而就是这样一个学生，被学生们取名为“聋子”。这是一个侮辱性的绰号。学生们叫他，他不应，也不气恼，还是那么木木地看着黑板，然后做作业，连上厕所都很少去。
　　
　　我去他家做家访的时候，他母亲在家，父亲不在家，然后他母亲就说出了他耳朵不好的真相，是被他父亲一巴掌打坏的。打坏了之后还去看的，可没有看好，也没这样了。他坐在一边，知道我们在说他，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我心一下子痛了起来。在家里，父亲打他。在学校，那些还不知道好歹的学生欺负他。
　　
　　我开始找他的长处，我发现他早读课表现很好。我就走到他的桌边，先拍他的肩，然后指着书上一段，让他读书。他明白了，开始读，开始读得很慢，有点结结巴巴，再后来就读顺了，再后来我想不到，他越读越快，都没有句读了，像是在唱诗，学生们居然没有笑――这个学生声音洪亮，读得很投入，我都看到他的扁鼻子上的汗珠了。
　　
　　从这件事以后，他活跃多了。我把他定为领读小组长。他原先蔫下去的性子好象不见了，下了课也不蹲在教室里了，而在外面与其他学生追逐了，不过他耳朵依旧不好，他在领读中经常读错了音――也就是生字的读音。没有办法，我只好免了他的职，让他管卫生。他的卫生管得不是太好，看得出，领读组长之事对他打击很大。他也不太爱抬头看黑板，只是竖着耳朵在听，像一只惊慌未定的兔子，只要听见了任何风吹草动，就立即会窜出教室去。
　　
　　后来，他果真窜出去了――他父亲让他去学金匠――是花了大价钱拜了师傅的。他父亲想赎罪。而我，总觉得他还在我们班上，每次早读课，我在教室外竖起耳朵听，我总听见他在里面大声地声嘶力竭地读书，这是过去他每天最为兴奋的时刻。
　　

 
　　小老鼠们的牙齿
　　
　　
　　奔跑追逐的学生身上发出的类似小石子的哗啦哗啦的撞击声了，是不是又是“咬时”了？
　　
　　乡亲们对于未来的祝福体现在四时八节上，八节还好懂，是重要的八个大节。立春。清明。立夏。七月半。立秋。中秋。冬至。春节。我一直没有弄懂四时是怎么算的。乡亲们把办事顺利的人叫做“走时”，可见“时”的重要性。“四时”到了，为了“走时”，乡亲们用了一个办法——冬春吃蚕豆，夏秋吃瓜——名曰“咬时”。要大吉大利，这从我们班上学生的学名可以看得出。富。财。富。喜。有个学生还直接取名“官”。
　　
　　“四时”到的时候，我就听到少年们在咬炒蚕豆，那时校园都像是有一群小老鼠在磨牙。炒蚕豆的芳香就这么溢满了我的肺腑，我真的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够撞上鸿运——“走时”。
　　
　　我的祈祷是在少年们咬蚕豆的声音中完成的，硬梆梆的炒蚕豆被他们咬得咯嘣咯嘣的响，那些闪烁不已的碎米牙啊，坚硬得让人嫉妒。

 
 
　　喊厚脸、刮鼻子
　　
　　
　　少年们有一种用脸皮和鼻子作为赌注的类赌博的行为。用脸皮做赌注的游戏就叫做“喊厚脸”，用鼻子做赌注的游戏就叫做“刮鼻子”。
　　“喊厚脸”的玩法很文雅，赢家喊“厚脸”，输家必须答应“哎”。不但要答得干脆，而且还要答应得响亮。
　　“厚脸、哎——”
　　“厚脸、哎——”
　　两个人的声音是连在一起的，被喊的人脸好像没有喊厚，而是越喊越薄了，脸变得红通通的。其他的同学有时为了占便宜，还和赢家一起喊“厚脸”。输家就觉得亏了，非得讨回，于是一场追逐开始了。有时如赢家不高兴一个一个地喊，还会换一种连喊法，输家也得连答。
　　“厚脸厚脸厚脸厚脸厚脸”。
　　“哎——哎——哎——哎——哎”。
　　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也够快的。
　　“刮鼻子”要比“喊厚脸”赌注要重。麻烦也多，毕竟这已经算得上体罚了，谁输了，必须心甘情愿地闭着眼睛把鼻子送到对方的手前。谁叫自己是输家呢。有一次，我还发现一个男生把自己的鼻子送到了一个女生的手前，不知这个女生有没有输过？
　　我还曾经处理过一起因为“刮鼻子”而惹起的打架事情。起因是一方先赢了，而他刮鼻子时是比较“仁慈”的，刮时劲小小的，简直就是摸了一下。而输家不是礼尚往来，轮到对家赢时，对家就狠狠地刮。我再问那个肇事者，他也有理由，他说他被刮了不下十个鼻子，而他就被刮了五下。那个“吃亏者”说：“五下，这五下顶五十下！”
　　他们的争执令我无法处理，倒是有个老教师听到了，拎过“吃亏者”，仔细观察了一下，又观察了一下，然后慢腾腾地说，鼻子真有点肿呢。
　　这位老先生还把这个结论很认真的告诉了另一个老先生，另一位老先生真煞有其事了，还架起老花眼镜看了看，然后很可惜的说，真的是被刮肿了，像美国人了。
　　那个“吃亏者”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一脸的紧张，后来又摸了摸，脸色已变了，最后低下头，哭了。

 
 
　　小媳妇
　　
　　
　　我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分成同座，这本身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刚宣布完，少年们就哄开了，笑得很放肆，哦哦哦：“小媳妇，小媳妇！”就差拍桌子了。
　　
　　我有点火，把桌子一拍：“不要小小年纪思想不健康。”少年们笑得更厉害了。我对两个不肯坐下来的学生说：“现在什么年代了，坐在一起上学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男生先坐下了。那个女生也坐下了，不过偏了身子。少年们还在笑，少女们是一脸憋不住的样子。
　　
　　有学生下了课告诉我，他们是小对象。订娃娃亲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怎么可能？没等到第二天，女生已把位置与另一个男生换了。我只好默认了。
　　
　　我发觉这个女生喜欢跟其他男生玩，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的。班上有些女生还会跑到那女生的小对象面前说：“她不要你了，她不要你了。”
　　
　　那男生似乎很开心，可能他也觉得是个负担：“她不要我，我还不要她呢，谁稀罕。”有的女生还挑逗他：“离婚不离婚？”那小对象也毫不犹豫：“离！”
　　
　　这个男生的家长是个铜匠。他竟对我提了一个近乎荒唐的理由，他让我管管那个女生。那个铜匠说：“先生拜托你了，宁折一座庙，不毁一门亲呢。”
　　
　　后来我去那女生家访了一次。那女生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她母亲很沉闷，不愿多说话。我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有些事情我实在管不了的。只要一放学，就有少年在门口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有时候唱来唱去就这么几句，唱到最后这女生就哆嗦起来，脸色发白。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校长。校长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她妈妈不好惹。”
　　
　　后来，女生毕了业，就没有再上。而男生则出了庄去了外地继续上学，有一次我问起这对小对象的情况，学生说：“先生你还不知道吧，早解除了，还是女方先提出来的呢。女方贴了男方不少钱呢。”我说：“她妈妈怎么肯的呢？”学生就不知道了。
　　
　　我就想起了她母亲的样子来，一个很瘦小的农村妇女，由于劳累的缘故，腰有点弯。她女儿和她一样，也是微弯着腰走路，急匆匆的，慌慌张张的，像是有人在后面追赶一样。

 
 
　　上笼头
　　
　　
　　临近期中考试了，该对小马驹们上笼头了，我对学生们宣布了考试和复习的时间，然后说：“要大考了，这是你们的又一次考验，不要再玩了，要注意复习。”
　　
　　学生们的脸色都严峻起来了，下了课，也很少有人在操场上玩耍了，他们也懂得了自己肩头上的责任。为了保证考试任务，我还让学生们写了计划书。后来，计划书交上来了，女生们比男生们更认真，都作了详细的规划。一些调皮的，不认真学习的，也纷纷拿出了措施。我看到其中有一个男生说：“我保证不作弊，考出真实的成绩。”我很高兴，他们在这一次次的考验中，渐渐成长了。
　　
　　可是我上课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的黑板上发现了一行字——“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字写得很细，是用手指写的，我看出来了，我看着黑板看了很久——黑板上没有一个字，然后我转过身来，一个坐在后面的男生把头低了下去。
　　
　　肯定是他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呢，叫做，不考不玩。

 
 
　　鬼故事
　　
　　
　　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本来我准备改试卷的，没有想到，停电了，而我的煤油灯里又没有煤油了，看书看不成了，我只好上床睡觉，还没有睡着呢，忽然就听见有人在外面，他还捏着嗓子说话，怪声怪气的。在讲什么无头鬼，还有死人的头，还说这死人的头就摆在什么地方。我听了一会儿，觉得好笑。外面的人大概觉得我没什么动静，就又用力敲了敲我的窗户，还大喊了一声：“鬼来了……”然后就是一阵狂奔的脚步声。
　　
　　我不禁笑了，这肯定是我在监考的时候得罪了某位想作弊的高手了，今天我监考得很严，他记了仇了，居然用鬼故事来吓我。
　　
　　我没有吱声，继续等着他，可是他没有再来，第二天晚上也没有过来。之后的几个晚上，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低三下四的调皮王
　　
　　
　　我从来没有见过学生有这样厚的脸——这个调皮大王就是喜欢调皮，他接受批评快，检讨快，忘得也快，半学期下来，我的抽屉里几乎全是他写的检查书，在检查书中，他总是深刻检讨。其实他检讨什么呢，有时候，他上午写一张，下午写一张，写完了，就立即回到教室里犯错误。
　　
　　我把这个苦恼告诉了一位老教师，老教师教了我一个方法。第二天，我就抓住了这个学生的错误，然后他很快就承认了错误，写了检查书，他交检查书的时候非常痛快，他没有想到，我对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他让把自己的检查书放大，贴到教室墙上，自己保管三天，只要不见了，不管什么原因，立即补上去。
　　
　　那三天，调皮王是全班最低三下气的学生，对每个学生都拍马屁，包括对过去他不屑一顾的女生们。

 
 
　　站着听课的少年
　　
　　
　　这个少年有一根小鱼叉，比正常的鱼叉小得多，但也足够威风凛凛的了。在星期日，他手持鱼叉，目光炯炯，在河边挥来舞去的样子，像一个决战中的将军，他身后还背着一只鱼篓。他后来看见了我，也不叫我，只是低了头，匆匆地走了。
　　
　　快要停课期中复习了，我听说了一件事，村里有个孩子被一根鱼叉戳伤了，鱼叉就戳在这个孩子的屁股上。我认为是这个少年惹祸了，这下他该有教训了。可我没有料到，是别人的鱼叉戳伤了我的学生。原因很简单，这个少年带领一群部下，泅到邻村瓜地去偷瓜，被发现了，他指挥部下撤退，自己断后——其结局是承包瓜地的山东人用鱼叉戳上了他的光屁股上。
　　
　　他在我的复习课上只能站着听课了，他不能坐下，也不能乱跑，他的屁股上该有一个七颗星的伤疤了，是不是像北斗星一样？
　　

　
　生活这只獾
　　
　　
　　我曾见过我开始几年教的学生，他们与我年龄差得不是太多，从学校出去几年已经长高了，长黑了，脸上的皱纹比我还深。这就是农村生活的另一面。
　　
　　我一想起，就禁不住叹息。生活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学生，我常常想起他们在学校的样子，他们都是一些少年闰土啊，月亮，沙地，银项圈，少年闰土，你为什么就让生活这只獾从胯下窜过去了呢？
　　
　　其实我怎么能够责问他们呢？少年们总是要长大的，就像我的忧伤，我的快乐，还有我的痛苦，都要跟着这单调、寂寞和缓慢的乡村生活一起向前走。

 
 
　　我的秘密枪库
　　
　　
　　这个秘密枪库就是我的一只抽屉，平时锁着。所有的“枪”都是我们“清剿”过来的。少年们对待我们的“清剿”开始还不适应，如果是芦柴枪或者泥枪丢了，他们还无所谓，如果是塑料的仿真手枪被我没收了，他们会自动地在下课后站在我们办公室门口，他们知道我的脾气，我会问他们，一问他们，他们就飞速地把一张皱巴巴的检查书塞给我，然后就哭，眼泪像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心一软，就会把他们的武器给他们。有时候他们还会“坚壁清野”，书包里没有，而藏在了身上。课间拿出来玩，上课时再藏起来。还是校长眼尖，他有一次在我搜查之后再进行第二次搜查，结果还搜出了三把仿真手枪。校长手一勾，那仿真手枪上的灯就红的绿的光闪烁，还哇啦哇啦地叫，孩子们一个也不敢笑。校长让那些手枪的主人上来，命令他们往地上摔，有两只手枪立即摔哑了，摔碎了，有一支手枪仍然在叫，校长的大脚踏上去，那支枪立即哑了口。
　　
　　有一次下课，我打开了这个秘密枪库，握住了一把枪，用心瞄准窗外树枝上的一只麻雀。结果呢，真是无巧不成书，从窗外居然露出了一张脸，那是被我缴了枪少年的脸，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了口中掉了门牙的上牙床。

 
 
　　爱脸红的女孩子
　　
　　
　　这是夏天爱穿长裤而不穿裙子的女孩子，爱脸红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她们一看到陌生人就脸红，一看到老师脸红，说话发音时脸红。有时我上课把目光投向她们，她们也会脸红。有一次乡里来听我的公开课，领导们坐在教室的后面，爱脸红的女孩子脸上红扑扑的，像一颗又一颗熟熟的草莓，我则像一个在草莓地中劳动的农民，心情舒畅，声音有力，我终于上了一堂非常成功的公开课。到了下课，女孩子的鼻尖上竟沁出了细亮的汗珠。我在日记中把那些爱脸红的女孩子取了名字：乡村百合。
　　
　　在乡下，男孩与女孩还是很不一样的。我教过的学生中途辍学回家的男孩很少，几乎清一色的是女孩。县里要求“一个都不能少”，我们教师也一一上门做工作，辍学的女孩无一例外是超生游击队家的长女（在家里没有学名，都叫大丫头）。她们要经常替母亲受气，帮着带躲养来的又被罚了款的小弟弟。虽说学校每年都有减免任务，但学校另有规定，困难减免是对于家里是真正有困难的，而对于计划生育问题而困难的人家不允许减免。我们无法做工作，劳而无功。只有让她们辍学了。
　　
　　有时在路上，遇见这些刚干完农活回来的女孩子，她们仍然脸变得通红，然后急匆匆与我擦肩而过，像一阵忧郁的风，吹得我的心一点也不能轻松起来。

 
 
　　校长的自行车
　　
　　
　　原来我们学校只有一辆飞鸽载重自行车，那是我们校长的。校长很爱护他的自行车，别的教师借，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借口，实在躲不过，只好借了。而借了之后再还的话，校长的事情可大了，先是摇摇龙头，然后还察看脚踏和链条，再后他就用一块布前前后后的擦洗。擦得亮堂堂的，擦好了校长还忙着替挡车板上蜡，替链条和车轴上机油，像呵护宝贝似的，弄得借的人非常尴尬。
　　
　　有一次下雨，他去乡里有事，我们几个教师在办公室里，看见了校长竟然扛着自行车走过来，大家都拍起巴掌来了，弄得在教室里做作业的学生也站起身来探看，都看到了我们的校长——一辆自行车骑着校长在走。

 
 
　　心事重重的女生
　　
　　
　　她的学名有点港化——这是他的瘸腿养父替她起的，大概是由于看电视的影响。他的养父是个鳏夫，我很难看到她的微笑，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有一次，她就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她把一个少年的耳朵给撕裂了——因为那男生在她面前学瘸腿走路。我不相信她有这么大的力气，但很多同学都说亲眼看到她把他骑在下面，少年在她身下还发出了惨叫。
　　
　　我把她找过来，她依旧很愤怒，不知道她刚刚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估计她自己也知道了，她是一个捡来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被遗弃的女婴。曾经有段时间，我在晚上看书的时候，耳朵里出现幻听，远处田野里又传来了弃婴们低低的叹息声——这平静的，这残酷的，这自然的乡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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