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修
　　
　　
　　就像一个中年人怎么看也有衰老的迹象，有了三十多年的乡村学校其实也会慢慢地苍老的。学校的苍老平时看不出，一旦到了放暑假，一批学生又毕业的时候，学校的苍老就会完完全全体现出来了，冬青树长得蓬头乱发，知了叫得很放肆，操场上的草在疯长，各种蛛网结得到处都是。
　　
　　待操场上的草长有一人高的时候，校园里就多了一些瓦匠，他们是一群快要做不动的老瓦匠，由于工薪低，偿付又不准时——一般要等下学期开学才有，不但如此，活儿还很碎，年轻气盛的瓦工就不愿意接这差事的，而且大部分年轻人都到城里建筑队去了，所以每个夏天，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老瓦匠在我们学校做活。这些活计包括两项，一项是拾漏，一项就是涮墙。
　　
　　如果暑假我回学校取信，我会在知了的叫声中看到戴了一顶旧草帽的老瓦工在屋顶上慢慢地排漏，冷不防地，上一学年两学期学生扔在上面的羽毛球、毽子、竹竿、石片什么的就滚落下来，声音老实、清脆，还有纸架飞机什么的，已经朽了，飞也飞不起来了。没有收拾干净的屋顶与收拾好的屋顶是不一样的，有点像梳头与不梳头之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瓦工从吱吱叫的竹梯上走下来，捡起一只掉了毛的毽子踢了起来，他边踢边自言自语，踢不动了，踢不动了。其实他踢得挺好的，是个行家。
　　
　　拾完漏，他们就用一根竹竿把竹帚绑在上面，然后又和石灰水，用扫帚往墙上涮石灰水。涮一下，沾一下石灰水，又涮一下。那些坏了角的裂了缝的还有许多学生涂了鸦的墙壁就黑了。不过这不要紧，上午涮过石灰水变得湿黑的地方下午就变白了。一座教室就慢慢地亮堂起来，有了新教室的样子，只不过多了石灰水的味道——一直到开学，石灰水的味道还是要和粉笔灰的味道一起直冲孩子们的鼻子。
　　
　　夏修可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老瓦工们一件一件地忙着，他们有时还说说老校长的坏话，他们说老校长鬼得很精得很，不过他们仍佩服老校长的，说老校长是村里第一号秀才，说着还竖起了大姆指。他们说只能这样了，乡下锣鼓乡下敲，没钱盖就这么将就着修修补补吧。
　　
　　夏修之后的校园里（不包括全是草的操场）到处是石灰水洒滴下的白色斑点，弄得整个校园像一只巨大的梅花鹿，梅花鹿躲在草丛中等待开学的孩子们。到了九月份开学，孩子们就走在梅花鹿的身上，梅花鹿什么话也不说，只踩了一天，梅花鹿身上的白斑点就变黑了。
　　
　　那些捧着新书的孩子们很兴奋地闻着新书的芳香，似乎谁也没有发现，我们的校园又崭新一些了。或许他们早知道了，但他们不说，而用嘹亮、清脆的童音来填满这座饥饿了两个月的乡村校园。

 
 
　流血事件
　　
　　
　　流血事件是由于喊绰号。班上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小个子同学，学生们都叫他队长。而另一个大个子被人叫为教授。小个子对别人叫他队长并不气恼，但他也不答应。大个子则不同了，别人只要一叫他教授他就跟别人打架。他这一举动反而招来了更多的挑衅，有两学生还鼓动别的班别和年级的学生喊。教授，教授。有次七、八个女生一起对着大个子喊：教授教授！最后，这个大个子哭了，哭得像女生似的。
　　
　　校长跟我说了这件事。我就把这个事放到班上去讲：“不要乱喊绰号，喊绰号是不尊敬别人，不尊敬别人等于不尊敬自己。”我看到很多学生的头都埋下去了，我以为我说得不错，就狗尾续貂地说：“喊教授还不错，谁要是成为教授，谁就成为我们学校的大人物了。”
　　
　　谁料到，我刚说完这一句，班上的学生就像炸了锅一样，有的学生还笑得直揉肚子，嘴里喊道，教授，教授。大个子在课桌上也笑开了。不过，他只笑了一下，脸就沉了下去。我这才知道学生们取这绰号是指人体排气的事。“放得响，当队长；放得臭，当教授。”这是因为农村粗食吃得比较多，而一些肠胃不好的学生又有点消化不良。学生居然把教授这个词用在了这里，真是有点黑色幽默。“教授事情”之后，大个子有点害怕见我，见了我就躲，上课也尽量把头低着。他还是有自尊心的。我想过很多办法，他还是很忧郁，真的像深沉的教授了。
　　
　　后来就发生了大个子用一块砖头把另一个喊他教授的学生头上砸开了一个洞的事。我赶到现场时，大个子手中的砖头还没放下，他像呆了一样，站在那儿。他被激怒了。好在被砸的学生家长也不是不讲理的。赔了点医疗费就算了。我听见大个子的父亲在骂大个子：“叫你教授怎么了，你又不会少一块肉！”大个子不吱声。
　　
　　反而是那位被砸的学生，他包着绷布，很快又出现在校园里，有人注目，他就指自己的头，伤病员似的：“这是教授砸的。”“用砖头砸的。”他好像很光荣。

 
 
　　锻炼和劳动
　　
　　
　　每天清晨，我总是沿着我们学校外的防洪堤跑步，防洪堤下是乡亲们的棉花田，乡亲们是起得很早的，每天我在堤上跑步时，他们已低着头在棉花田里打公枝和打喷雾器。他们肯定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在晨曦中抬起头来的他们，像盛开的向日葵。
　　
　　一位乡亲说：“小先生还跑啊，头上都出汗了。”另一位乡亲说：“你懂什么，这叫锻炼，就是要出汗，出了汗才有效果。”那位说话的乡亲嘿嘿一笑：“哦，哦，那还不如和我们一起打公枝，一会儿就出汗了。”
　　
　　乡亲们肯定是说看玩的，可我却无言以对，感到有点惭愧。我迎着初升的太阳往回走，我真正明白了，“劳动”和“锻炼”有多么的不同。

 
 
　乡亲们的眼睛
　　
　　
　　我很喜欢看乡亲们的眼睛，这些朴实的农民遇到我们这些做老师总是真诚地微笑着，先生，先生的喊，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我觉得他们的目光是这世上最充满期冀的目光，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交给我们了，还说；“孩子不听话，就当作自己的孩子打。”我忙说：“不能打的，不能打的。”
　　
　　谁知他们就惶惑起来，满脸的狐疑，如果我们不答应这件事，就是不对他们的孩子负责任似的。
　　
　　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就再也没有勇气说我的教育学了。

 
 
　　沉默的礼物和喧哗的礼物
　　
　　
　　朴实的乡亲们也时不时给我们送礼，他们送礼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送的都是家里的土特产，如刚生下来的红皮鸡蛋啊，还散发着稻汁香的糯米啊，才出水不久的鱼虾啊。他们总是说；“让先生尝尝鲜，尝尝鲜。”
　　
　　这些礼退是不能退的，每一次退都好象跟他们打一次架，他们总认为送礼给先生理所当然，他们还说：“以前先生还到我们家吃派饭呢，就当作到我们家吃派饭吧。”可我总觉得受之有愧。
　　
　　有一次，有位家长送给我一只鹅，结果这只鹅嗄嗄嗄的谴责了我整整一夜。
　　
　　又有一次，一位家长送给我一蛇皮口袋山芋，他动作很快，一倒就走，那时我正准备给他倒茶，待我回过头来时，他已经不见了，而那些山芋就在我的脚边滚个不停，直至半夜了，我仍然觉得那些红皮山芋在我的心中滚啊滚的，滚个不停……

 
 
　　我们学校的风格
　　
　　
　　和那些老师一样，我口袋里也学会带一方很大的方格手帕（用来替学生揩鼻涕的）；我不仅学会了打钟（钟绳和我的年轻的身体随着钟声一起激荡），而且学会了在没有了托板的钢板上往蜡纸上誊刻试卷，还学会了没有钢针笔用废圆珠笔刻试卷；上课前，我学会用一只大搪瓷缸子倒上一缸子茶上课堂（这其实是师生共饮的，防止学生去喝河水），我还学会了如何节省粉笔，尤其是彩色粉笔，我会节省地用大拇指让最后的粉笔头在剥了漆的黑板上抹上隶体的一横……
　　
　　后来，我遇到我的师范同学时，我的师范同学都说我变了，开始我还不相信，后来我才明白由于我的乡村学校，是它赠与了我榆树一样的性格，并学会了只在我们乡村学校才流行的俚语和特指的除了我们学校教师才明白的自制的歇后语。因为，我们学校是有风格的。比如我们学校那些鼻涕虎的学生都张口会唱：“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洒满阳光……”，这个曲子很老很老了，叫《青年友谊圆舞曲》，不用说，都是我们白头发的校长兼音乐老师用一架快塌了木板的旧风琴教会的。比如我们学校老师都会用扑克牌玩一种很复杂但很好玩的“捉乌龟”的游戏，那是一个雨夜，黑脸总务主任兼打钟工兼油印工用半个小时将我“速成”会的，而其他学校老师任我怎么推广也不会。我们学校的风格还有没有了？肯定还有很多，我要好好想一想。

 
 
　　近视眼的小先生
　　
　　
　　在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是近视眼。这在城市里是非常的奇怪，可是，在我们学校，的确只有我一个人是个近视眼。我是有眼镜的，可是我觉得不好意思戴。老教师们很奇怪，他们有时候兴致来了，就指着操场上，问我：“操场上是三只鸡，还是四只鸡？”我就窘了，眼睛眯起来，也看不清操场究竟是三只鸡，还是四只鸡？或许，操场上一只鸡也没有。老教师们还模仿我看书的样子。当然，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有一次开会，天黑了，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近视是什么滋味，出门走路时，他们竟认为我肯定一点也看不见了，争相扶着我走，还一路提醒着我，前面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右边又是什么。我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像是他们的孩子。

 
 
　　我听见月亮的笑声
　　
　　
　　我最喜欢的是月光下的家访，我不打灯笼，不提火把，也不带手电，月光照着我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与那些劳作了一天的农民谈一谈他们的孩子，农民们一口一个先生先生的叫着，叫得我心里很不安。老教师们说，要每家每户都跑到，都要给予鼓励，否则乡亲们认为，你漏了他家，是因为他的孩子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因为老师都不愿意来了。
　　
　　夜访回来，草上已经有露水了，月光下我谢绝我学生的送行，怀着一颗喜悦的心在田埂上走着，身边有蛙鸣，有油蛉子的叫，有蛇叫，有逛来逛去的萤火虫，月华如水，我不时仰头看月，月亮素面朝向人间，这是一位未语先笑的佳人啊！
　　
　　有一次，我在月光下回宿舍，月光的幻觉加上我的近视眼，使我认为前面是平地，却不料是泥洼。我一下子陷了进去，好不容易把腿拔出去，却把鞋子陷在了里面，我又不得不下泥洼去摸鞋，待鞋子摸出来时我的双臂双腿全是泥……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家访，记得那天月亮是哈哈笑的，我真的听见了月亮的笑声，清脆、爽朗，笑声就是环护月亮周围的宝石一样的星星。

 
 
　　穿白球鞋的树
　　
　　
　　学校里的树长得很杂，好像一群长相不同的学生，有苦楝，有榆树，有合欢树，有野核桃树，还有高高大大的元宝树。它们手拉手，做了学校的围墙。合欢树一到晚上叶子就收扰起来，所以一到夜晚就瘦了，它的花期很长，云霞似的花朵和少年们脸上的红晕一样红。野核桃树有时结果（长条形的），有时不结果。元宝树会结元宝似的果实，后来我才知道，元宝树又叫枫杨树。两棵长得最快的枫杨树还竖有上体育课用的爬杆，一晃就够不着了。
　　
　　这群杂树好像在校园里一群不听话的学生被罚站了，反省思过，想着，想着，就生了根，长了叶。还有像大羽毛样的水杉树，这些树总是在孩子们的读书声中摇头晃脑。秋天到了，它们落叶的速度多不相同（这与不同脾气的学生放学回家一样，有的急着回家，有的则慢悠悠地，摇着晃着到天黑了才回家），最先落叶的是苦楝，然后是榆树、合欢、枫杨。每当叶落时节，值日生的任务就非常地重，他们每天扫过一层落叶，又要扫一层落叶。一堂课下来，刚扫净的地上又是金黄的一层。高粱秸杆做的扫帚都扫秃了，这一学年的第一学期下来总比第二学期费扫帚，这其中就是因为秋天。秃扫帚不能扔掉。
　　
　　叶子落完了，又该涮石灰水了。为了防冻和防害虫。那些秃扫帚又该派上用场了。石灰水是用粪桶和的，一 些男生负责抬（他们一般是因为偷核桃树上的野核桃被处罚的），我和班长负责涮，一棵又一棵，细的树干，粗的树干，斜的树干。涮了好几天之后，才能轮到水杉树，秋天的水杉树的颜色已经变了，水杉树的叶子变得猩红，一阵风来，细碎的水杉树叶就像寸一样落下来。每涮一次，学生们的头发上落得都是猩红的水杉树叶。红的头发。白的树干。待学生全部涮完，我发现树都发出了奇异的光芒。
　　
　　孩子们都说“树穿白球鞋了”。有时夜里我出来散步，全校园的树都穿着白球鞋站在我身边。是不是它们刚系好了鞋带，准备跑步？或者，它们已跑了一阵，看到我出来，就停住不跑了？我爱它们，有了它们，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孤单。
　
　
　　
　　空旷的校园
　　
　　
　　我觉得今天要有信来。一封来自远方的信，我的信，那个喜欢戴草帽的邮差应该换了帽子了吧。所有的落叶乔木都落尽了它应该落的叶子，校园里显得空旷了好多，也亮堂了许多。亮得不可思议，我坐在教室里开始还不适应，有点慌张，为什么会这么空，这么亮？
　　
　　风从外面吹过来，吹得北窗上钉上的塑料薄膜一阵又一阵响，少年们又归于了安静，好像再也没有爬树的学生了。下课铃一响，留鸟们就很自觉地让开，它们飞到教室顶上，像是少年们扔上去的土坷垃。再一上课，这些土坷垃就活啦。留鸟们落在树上，影子落到地上，像音符栖在五线谱上似的。雪还没有来，它们想唱什么歌？

 
 
　　调皮的雪
　　
　　
　　下雪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雪映着上了石灰水的树干有点黯淡。天一放晴，我的穿棉袄棉裤的学生们就变成了胖狗熊，打雪仗，滚雪球，在地上像狗一样撒野。玩得不过瘾了，就看上那些呆在玉树琼枝上的积雪。他们用力蹬一下树干，然后快速地离开，这样，树上的雪就冷不防地打在下一个人身上，树很多，学生们兴致很高，我也曾被学生灌满了满颈的雪。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有个学生用力蹬了一下树，雪就把匆匆赶路的校长打了个正着。校长成了雪校长，待校长把雪全都抖开来，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这一次，校长没有发火，而是学着学生样，用他的雨靴蹬着树，调皮的雪从树上落下来，像是又下了一场雪。落到地上的雪就老实多了，乖乖地任校长用大铁锹把它们铲到树根那儿去，一节课下来，每一棵树都穿上了特大号的白球鞋。

 
 
　　校长的形式主义
　　
　　
　　平时我们学校醒得最早的是那些树上的鸟，其次就是我们校长，有时我们走进教室时，校长已站在我们教室门外，看着叽哩哇啦的学生读课本了，弄得我们都像一个迟到的学生了，那时学校里的铜钟还静静地睡着呢——它还没有到醒来的时候。校长在办公室里可以和我们称兄道弟，可在学生面前不，一般得我们先叫他一声他才缓过脸来，然后“唔”地一声走开，似乎威严得很。如果夜里风大，树上的树枝和落叶多了些，他就到每个教室叫上几个学生（通常是女生，女生比男生听话）出来扫地，让学生把树的影子扫得像他一样清瘦。每当此时，他身上就多了形式主义。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为亲切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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