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

小时候，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县城也没有。
屋后是槐林，麻雀整日里躲在浓荫里唱着单调的歌；门前是大河，白花花的。一艘艘大船，拉响汽笛，一次一次，划破了我寂寞的视线。

远方到底有多远？
船来自东边，东边是何方？船来自西边，西边是何方？寥廓的天空下，鸟儿迎面而来，身后的芦苇荡，除了土匪马玉仁的阴魂，还隐藏着什么？
站在拴着铁锚的船头上。河面越益开阔，出现了岛屿，出现了珊瑚礁，出现了航灯，我在连环画《基督山恩仇记》中见到过的航灯，航灯照亮了全然陌生全然崭新的领域。一个梦，梦中感觉，那就是海……
我问了很多人，沙沟西边是哪儿？舜生西边是哪儿？高邮西边是哪儿？安徽西边是哪儿？没有得到过一个连续而确切的答案。

一个人到底能想多远呢？

我把问题交给了鹏。
鹏的父亲是镇医院的中医，他家阳台是镇上最高的。站在阳台上，大大小小高高低低黑瓦和草盖的屋顶一览无余。
一个人到底能看多远？
我们在一张条凳上加了一张椅子。鹏说：“哈哈，看到大河里的船了。”我在下面扶着椅子问：“看到舜生了吗？”
“看到看到了，有一支--烟囟--冒着黑烟。”他两只手举着望远镜。
“看到临泽了吗？”
“看到看到看到了，大烟囟，冒着黑烟，烧死人哩！”他一只手举着望远镜，一只手兴奋地挥动。
“你下来吧，该轮到我了”我不禁有些急了。
“哎呀，现在烧的这个人有点像我们的汪先生。”我知道他在咒老师，说：“快下来让我看，不下来，我就不扶了。”话音刚落，他就一个重磅炸弹似地砸在我脚下……
鹏绑了一个月的石膏，我在父母的责骂声中夹了一个多星期的尾巴。后来，鹏笑嘻嘻说：“这怎么能怪你？我感觉要倒了，因为那时我想把望远镜给你。”一张娃娃脸，白白的皮肤，小小的眼睛，有点子，充满激情，这就是鹏。
那天老师生病了，他说：“我们下午去一个地方，好不好？” 我问哪里？他说：“临泽火葬场。”
“你不是看到过了吗？”我问。
“骗你的，人哪能看那么远！”他狡猾地一笑，露出两排尖牙齿，白白的。
我感觉受骗，便把手一拍，唱起来：“黄桥烧饼黄又黄，顾永鹏吃下去烂肚肠。”一唱就没命地溜，他就在后面追。
我们一直向西奔，穿过田野，溜过田梗，然后沿着一条特别破旧的公路，向西，向西。风，在我们的耳边呼呼地响……
不知奔了多长时间，晚霞烧红了西天，到达目的地时，火葬场已经打烊了。
我们像两个饥饿的流浪汉，扒着大铁门，寻找并判断“烧人的车间”到底是众多厂房中的哪一间。一直到天完全暗下来，才停止对里面无限风光的观赏……

九点多到沙沟镇，两腿像木头了。西头的房子黑洞洞的一片片，然而西头草站的凉棚下，亮着马灯，站着我们的家人，无一缺席，恭候着我们。
我们知道一定是收鹅毛的小马告的密。我们在临泽遇到了他，答应把家里的一个鹅毛送给他，要他保密。这个老不死的！
顾医生慈眉善目。临分手时，像开方子一样，再次叮嘱我父亲：“回去不要打，教育教育就行了。”但，当天我们还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式的殴打。

第二天，因为逃学，我们站在教室后面。课间，同学们热情而不厌其烦对我们进行了访问：“你们最远到过什么地方？”我和鹏是老油条，异口同声地说：“临泽火葬场。” 扎着两条长辫子的傅老师停下手的笔，掩口而笑，骂道：“真是厚颜无耻！”
现在，我想不起来鹏是怎么一点点离开我的。但比较清晰的是他的转学，他爷爷在县城工作，给他找了个好学校。那天，他说过什么，我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以后他也回来找过我几趟，但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我工作那年，鹏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本硕连读，分配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后到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工作，一直没有回来。几年前，父母也离开家乡，去了美国。去年，他父亲溜回来，说：“太不习惯，太不习惯了，连电视都看不懂。”

鹏，你走得那么远！愿你在远方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