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往事

三月的春天，菜香馥郁，流水悠悠，一艘艘木船像一只只蝌蚪，匍匐在荷叶般小镇的边缘。
    今天的小镇有一种特别欢快的气氛，炊烟轻盈，我们一家五口，围着锅灶，七嘴八舌。这是一种很难听懂的方言。当然，听不懂的只有外乡人，那些在镇上放西洋镜、卖小糖人和拍照片的外乡人。西天一片胭脂红，镇上的大大小小，便早早吃了晚茶。有蹲在门后小码头上洗碗的，有倚在门边剔牙的，有急忙赶往中学方向去的，有坐在石桥上用一枝竹杆钓晚饭菜的。骂骂咧咧给小孩加衣裳的，是忙了一天的辛劳的妇女。
   “请早啊？”
   “就到了，跟我们占个位置啊？”
   “没话说！”
    男人们一边走一边打招呼。
    我家的动作总是最慢。
我快要哭出声的时候，父亲才一把拎起我，甩上肩膀，让我伏在他的头上。然后唱起“英特纳雄耐尔”，向中学大踏步前进。待我回头再找扎羊角辫的两个姐姐，她们早跑得没影了。
    露天电影院设在中学大操场上。
放西洋镜、卖小糖人和拍照片的外乡人，早就摆下龙门阵，“咚咚将，咚咚将”地敲鼓，吸引了一大帮的孩子和年轻妇女。放西洋镜的陈二羊，是父亲的战友。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西洋镜。他向我们招手，我慢慢地背过了头。
银幕像变了形的日本鬼子的膏药旗，长方形黑框子，中间白布显人。各家各户的板凳、椅子、草墩子，横七竖八。有坐的，有站的，也有空的，空着的大多数是七八岁的顽童，早就钻进了菜花地，摘花、翻滚、打斗。此时不远处，立着瞪着眼阴着脸的毛胡子，据说是学校最凶的老师，这片菜地便是他长的。他瞪他的眼，我们并不怕他，我们怕的是惹一身花粉出来，要遭老子一个巴掌。
    太阳没影的时候，电影便开映了，先是光芒四射的五角星，然后是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类的警世恒言。掌声喊声一大片，像春雷从操场上滚滚而过。
    因为个子高，父亲从来不坐，一直以来都站在最后面，或者银幕边上。我和他在一起，永远坐在他的肩上。被他一双粗糙的大手牢牢地抓着。
    电影有时也会中断。第二第三第四片拷贝还在十里外的公社，或者挂浆船出了故障，不能及时的情况居多。
    也有特殊情况，今天就是。电灯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全场，随之一声哄叫，大树上的高音喇叭随即嚷起来：“各单位请注意，南荡发现一个台湾特务，请各单位民兵到中学门口紧急集合……”
    父亲把我放下，匆匆而去。父亲是集镇民兵营长。家里曾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的人穿各式服装，印象最深的是鞋，军用黄球鞋、布鞋、草鞋，还有一两只皮鞋。只有枪是统一的。父亲手上没有枪，黄球鞋，手中一面大旗，站在队伍最前列。二姑从上海回来，带走了这张发黄的照片，说是让二姑父认识一下父亲。现在照片还在不在，就不晓得了。
   父亲把我放下，匆匆而去。父亲是集镇民兵营长。家里曾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的人穿各式服装，印象最深的是鞋，军用黄球鞋、布鞋、草鞋，还有一两只皮鞋。只有枪是统一的。父亲手上没有枪，黄球鞋，手中一面大旗，站在队伍最前列。二姑从上海回来，带走了这张发黄的照片，说是让二姑父认识一下父亲。现在照片还在不在，就不晓得了。
    大人开始喊小孩子的名字时，我就躲在菜花丛里，等我外公四五子。四五子是镇上有名的贫协代表，大嗓门，脾家坏，很有威信。人们给他让一条路，他大手伸过来，一把抓住我，另一只手就摸进我的裤裆，我一边笑一边挣，他不由分说把我挟在腋下，轻松得像夹一捆蒿草，还往我嘴里塞一根棒子糖，然后像老黄忠一样把我挟持到家。
    这样的节目三两天有一回，像过节。放西洋镜、卖小糖人和拍照片的外乡人也和我们一起过节。
后来，镇上多了一个剧场，很大，可容七百号人。我们老是在里面听淮戏，一种通俗而暧昧的唱词。我只清楚《白蛇传》的情节和逃下金山的许仙面对茫茫江水的说唱。然而，这样的好戏最多唱两天。所以，总是在睡梦中，不知被哪个抱回来，但手中紧紧握着的半根棒子糖，第二天早上一定会躺在枕边……
时光容易让人淡忘一切！
05年元旦，六十九岁的父亲因病延误而去世。
翌年，九十岁的外公四五子，满口无牙，也平静地离开了我们。